藩1861年首创安庆军械厂，李鸿章1862年办上海炮局，较有规模的江南制造局建于1865年。教育上首先办起的是军事技术学校：天津水师学堂（1881），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天津武备学校（1886）。首先大力出版的是军事技术著作（江南制造局译出的一系列军事技术著作）。而后，才于七十年代办起民用工业，才开始编辑西方史志、*、教育等书籍。也是从七十年代末期，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才开始议论西方的议院制度。直到戊戍维新时，常规的西学教育才开始。从这种发展中可以看到军事——工业——教育和政体的顺序。而越是了解了船坚炮利背后的西方文化，越是看到中西社会文化的极大差异，越是着手引进西方文化，图强道路上的一场大争论就越是不可避免。
这场争论的中心题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场争论历经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第二阶段是洋务派与改良派的争论。在今人的心目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几乎成为了张之洞的代号。其实，很多近代史研究者早已指出，在张之洞写出《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之前，中体西用的思潮早就颇为流行了。冯桂芬在1861年说：“以中国之纲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序抗议》），郑观应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等等。这个时期争论的双方是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在其主张中实际上强调，也即与顽固派实际上争论的是“西学为用。”顽固派是连“西用”都反对的。“中体西用”被他门斥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这场争论来势汹汹，却收场匆匆，迅速让位给第二台戏——洋务派与改良派的争论。这之中所留下的最大的启发是：在蒙昧水准上的争论议题，将随国门敞开而迅速消除。敞开国门是击败无知的保守派的最好手段，并将使一些争论不再成其为争论。比如晚清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是个十足的顽固派人物，认为引进机器是“用夷变夏”，在赴英时一再参奏洋务派人士郭嵩焘“投降媚外”。但在目睹英国社会后，这样的顽固脑筋也大受冲击，半推半就地承认：西方社会“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尚利”也有其收益，等等。
第二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要“旧学为体”。张之洞正是在这一时机写出了《劝学篇》，遂成为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在这场争论中实际上有三派势力：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洋务派是这一口号的提出者，顽固派亦是顽固地坚持中体的，改良派希望更多地学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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