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集）。”（《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5页。）“严格说来，在系统研究中我们不是就系统本身进行分析的，而始终是既研究系统，同时也研究与系统有关的环境。”（〔苏〕萨多夫斯基：《一般系统论原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来讲，有两种意义上的系统环境。其一，地理位置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其二，与其他民族交往意义上的社会环境。“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明——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2页。）与自然环境相比，社会环境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发展意义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有人把古代中国社会视为与近代中国社会“开放系统”不同的“封闭系统”，我以为这种看法不妥。不论古代、近代，中外民族交往一直存在，只不过频繁程度和交往方式不同——在系统论看来，是社会系统的行为变量（包括系统施加于环境的输出量和环境施加于系统的输入量（输入、输出量，在这里不是指绝对意义上的物理量，而是指输入、输出物质、信息所蕴涵的相对意义上的文明价值量。））不同罢了。某个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文化位差（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电位差——电流从高电位向低电位自然流动）的存在，决定了系统行为变量的输出和输入量相等的情况十分罕见。社会系统的文化位高于环境，则输出量大于输入量，系统行为呈扩散型；社会系统的文化位低于环境，则输入量大于输出量，系统行为呈吸收型。古代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的区别，就在于此。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社会以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领先于世界。中国帝王大都是积极的开国论者，“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丝毫不用担心“用夷变夏”的情况发生。相反地中华民族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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