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社会三个子系统中，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变化最为迅捷。地主阶级改革派痛心疾首的“变法”呼喊余音未了，农民阶级已超水平地提出带有明显近代民主气息的“资政新篇”；资产阶级改良派刚刚踏上“君民共主”的维新之路，革命派已揭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大旗；旧三民主义尚未山穷水尽，“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象雷奔电驰似的，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李泽厚：《近代中国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页。）。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令人耳目为之一新。身心为之一振的新的意识形态。从渊源上都是来自中国社会系统以外的西方世界。在近代中国，所谓新学与旧学之争，其实就是西学与中学之争。这种奇特历史现象的社会根源，就在于落后、停滞的经济生活的矿藏，已经没有可能冶炼出先进的思想之剑，而紧迫的*危机，又迫切需要这样的剑。因此，觉醒的中国人不得不向外部世界去追寻、去探索。“西学东渐”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大规模地进行。
中华民族有自己雄厚的传统文化背景，这是接受“西学”的基础。弃旧图新绝非象扔掉一双破鞋子那样轻松。况且对于传统文化本身，还有一个区分糟粕、精华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这不得不接受的“西学”恰恰来自那些*越货的殖民强盗的故乡，这更大大增加了中国人接受“西学”时本能的民族自尊、自卫的心理障碍。顽固的中国人固然“恶西学如仇”（《清史稿》卷471《徐桐传》。），而开明的和先进的中国人也长久地困惑于究竟用什么方式、在怎样的程度上放弃旧文化，接受新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光荣地屹立于近代世界民族之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诡辩，表现出封建阶级不甘沉沦的绝望的机智；严复“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的引证，反映了资产阶级对西学之“体”、“用”科学本质的清醒的认识；陈独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答辩，证明了初具*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准确的把握；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成熟的中国*党人终于发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呼唤，才最终科学地回答了贯穿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子系统发展全过程的广义的“体用关系”问题。
如果说落后的经济生活子系统状况决定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必须依靠引进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