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因而“体用关系”问题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大钮结，那么，尖锐复杂的*生活子系统的状况，就决定了社会*思想成为这一领域内的一大重心。脱离*斗争的纯粹的哲学家、思想家在风雷激荡的近代中国没有自己的摇篮。思想界的巨子无一不是一身而二任的*家和社会活动家。*思想和*实践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鲜明特点。与此相应的弊病则是*思想以外的意识形态的其他部分相对贫乏。近代中国产生不出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伟大职业哲学家，产生不出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宏大思辨哲学体系，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子系统内完全没有哲学的地位，或者说这个子系统没有自己的哲学特点。其实，就以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我们便可看出两点：（一）辩证观点鲜明。进步思想家，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营垒，都将事物发展变化的“变易”思想作为*改革的理论支柱。相比之下，形而上学的机械论显然由于不合时宜而遭到思想家们的冷落。（二）唯心色彩浓厚。先进思想依赖“进口”，这一方面省略了创造的痛苦，似乎是思想界的“幸运”，但这种“幸运”中隐藏的苦果，却留给人们在长久的岁月里回味。由于自身没有经历一个从现实物质生活中提炼思想结晶的过程，近代思想家往往忽视思想力量的物质基础，进而产生对于思想的超物质意义的神秘力量的崇拜和迷信。以上二点的结合，便形成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中唯心主义辩证法影响深远的特点（当然，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后三十年，情况出现了重要变化）。这显然是有它*、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的，正如以上所分析的那样。
三
在任何一个多自由度的复杂系统中，如果其中有一个或几个不稳定的自由度存在，那么它们就可以把稳定的自由度拖着走，一直拖到空间的某一点，这个点就是该系统的一个稳定状态（参见魏宏森：《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这是现代系统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系统中，正是不稳定的自由度——*生活子系统和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拖着相对稳定的自由度——经济生活子系统向前走，走向该系统的重新稳定点，即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的新结构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的各种潜在稳态模式相互竞争，最后，由系统的内外条件和性质所决定的最佳模式征服了各子系统，使之纳入自己的轨道，由存活下来的某一最佳模式形成整个系统的新的稳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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