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以后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欧洲迅速赶上先进的东方。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系统的外部环境。在交往过程中，中西文化位差发生了逆转，中国社会系统的输入量开始向大于输出量方向转化。社会系统行为自然而然地要由扩散型变为吸收型了。158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给古老淳化的中华民族送来一丝西方文明的清新气息，这本是中国和西方并肩走向新时代的大好契机，遗憾的是，“用夷变夏”的心理恐惧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资源凭借相结合，促使清政府于1757年正式下令闭关、禁教。中华帝国的大门在新时代潮流面前关闭了。

　　一个社会系统与环境的联系，当然不可能被朝廷的一纸圣谕长久地割断，特别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已经涌动起来之时。八十年后，西方文明与鸦片，通过炮舰轰了进来。人们发现，中西文化位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历史无情地证明了：一个民族把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的愚蠢做法，对于避免落后（对当时中国许多人来说也可能是保持一种虚幻的“先进”），分明是南辕北辙；证明了“一个系统是开放的，其意义是说，它不仅与环境进行交换，而且这种交换还是使本系统能够生活、繁殖、存续以及变化的一个基本因素”（伯克莱语，转见《马克思和现代系统论》，载《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6期。）；证明了在时代大趋势下，中国社会系统接受外来信息，适应环境变化，由古代进入近代，已经是势所必然。

　　现代系统论认为，社会系统联系外部环境的行为方式与系统的内部结构密切相关。准确地讲，是前者影响后者，后者决定前者。环境变化要求系统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是一回事，系统因自身内部结构特点能否顺应这种改变是另一回事。在经济方面，由于封建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特别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9页。）的资本主义历史必要性还没有出现。在可能性方面，资本主义也缺乏前提条件，劳动力的绝大多数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由于土地兼并等种种原因而失去土地的人口很难被制造业吸收。社会虽有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但往往在地产、高利贷和商业之间流转，且最终大半与地产结合。在*方面，高度完善的封建秩序和精密的国家机器立足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求统一政权保护的社会需要的基础之上，又得到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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