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浪潮由西向东席卷全球之际，中华民族尚未走到封建社会天然的尽头。明清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依然是萌芽，远不足以对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构成实际的威胁。“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在近代中国，“后者的解体”的趋势不可否认，但促成这一解体的主要物质力量并非中国社会内部随着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而出现的“机器和货币”，而是外部世界强力推入的商品和资本。这种异己的力量主观上不仅不是“前者的要素”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解放者，恰恰相反，是它的扼杀者，这就反过来决定了外国商品、资本对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冲击必然显得单薄、乏力。封建社会肌体对于用外科手术方式强行植入体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移植器官”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排斥效应”，这方面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例证是，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旧中国最大的资本主义的堡垒的堡垒——上海公共租界里，还有手织机近一万架！（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6页。）

　　历来人们讲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总是讲近代工厂有若干，产值有若干。这当然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在对整个近代中国经济生活子系统进行质的分析的时候，片面突出以上内容，忽略了量的比例关系，就有以偏概全之弊。离开了量的质，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包括质的本身。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占压倒优势地位。直到1949年，农业产值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9．9％（《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第80页、图表页。）。判断中国近代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关键是看农业中资本主义成份所占比重。据有的同志测算，解放前夕，全国耕地面积总数中，地主、富农经营的占17％，农垦公司经营的占1％，合计约18％。但这几种经营都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扣除其中不同程度的封建、半封建成分，实际的资本主义成分的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8．5％（丁长清：《浅论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南开学报》1984年第6期。）。至于工业方面，1949年现代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6．4％（《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第80页、图表页。）。这就是说，一直到近代中国历史结束之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强（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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