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是社会启蒙的重要内容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思想家批评了洋务官僚的“补漏缝缺之谋”，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潮中关于学习西方*制度，开设议院等进步因素，明确提出了变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为“君民共主”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见。在改造社会风俗方面也提出了学习西方教民养民之法的主张。

　　曾在英伦留学，谙熟中学、西学异同，又翻译了《天演论》，深信优胜劣败进化法则的严复，很清楚中国的人心风俗与“君民共主”的英国相去甚远，非常担心中国“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认为“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行泰西君民共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严复：《原强》；《中俄交谊论》。）这就是说，以中国人现有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是很难实现民主*的。

　　类似的观点在二十世纪初年的大论战中重新提出的时候，曾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严厉批判，被认为是贬低了中国人，是反对民主*的借口。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我们有时可以听到同样的调子。其实，这样的批判未免有些过头。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民智与*的关系问题，即民智未开是否会影响民主*实现的进程？一是中国当时的民智水平到底如何的问题，即中国的民智水平是否适应了民主*的到来？民智未开，民德不新，人们的思想意识、*觉悟、知识程度如果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的农业时代的水平线上，那就不可能有与近代大工业相联系的民主*的实现。欧洲在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之前和之后，若是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就不可能建立，建立起来也不可能巩固、发展下去。而中国恰恰缺乏这样的思想文化的改革和启蒙运动。革命派对改良派的批判，使自己忽视了开民智的工作。民国初年之所以出现政党*的流产，议会斗争的闹剧，社会秩序的动荡，复古逆流的泛滥那样的局面，除了别的原因外，革命党在这方面的失误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从反面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严复并没有以民智未开作为反对*变革的借口，他指出，要实现变法，就必须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做起。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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