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风俗”，因为他看到在中国戕贼民族活力，拖社会前进后腿的封建礼俗，从法制学问之大，以至饮食居处之征，简直指不胜指。于是，他在提倡破除“无用”、“无实”的封建传统文化，大力引进西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破旧俗，立新风的工作。他把鼓民力的重点放在禁止鸦片和禁止缠足上，因为他认为“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胥于此焉阶之厉”（严复：《原强》。）。这两件事不早做，变法则将成为空言。除了这两方面外，野蛮的风俗，愚昧的迷信，保守的思想，都是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障碍。破旧俗，开民智，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道德水平，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结构，也就是说，像西方资产阶级所做过的那样，大力开展社会启蒙工作，是变法维新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迫切需要。
梁启超起初尚未看到民智不开的严重性，或者说对开民智在变法中的重要作用尚认识不足。他认为人的智愚贤不肖，相去不甚太远，不能扬西人而贬华人。梁氏此言如果只是从人的本能的智力、能力和人性方面来说，那是十分中肯的。但当时所谓“民智”主要是指人们对近代科学文化的掌握程度和对民主*的觉悟，从这方面来说，华人与西人相去还是相当远的。梁启超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便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是因为中国人愚与不肖，而在于中国立法不善，缺乏人才，肉食官吏不足任事。他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梁启超：《变法通议》。）他这里所说开学校、育人才，主要是培养足以任事的“肉食者”，而不是对全民族的文化启蒙。然而，“肉食者”是从国民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素质的高低，既直接影响到官员的素质，也影响到官员施政的成败。在中国历史上，民众受落后风俗习惯束缚，使得政府令不行、禁不止的事实难到还少么。由于梁启超忽视开民智的工作，严复便写信给他，“以觉世之责相督”。
梁启超到湖南以后，与实际接触多了，渐渐看到民智问题的严重性，这才明确提出了“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此时他仍强调办好学堂，但认为仅数十百人之局是不足以支撑起一省改革事业的，必须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他建议吸收各州县的人轮换来学习，以便广其识见，破其愚谬，先“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各种知识。这些人学习一年半载后回到各州县可以充任教习，成为广开民智的基础。（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他说的“中国种种旧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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