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启蒙工作也有一定认识，他认为开学校、育人才，“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达于民，不当仅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他对愚弄人民，使之惑于鬼神，昧于事理的“*祠”尤其反感，几次上书请求废*祀，改*祠为学堂，而使学堂遍地，人人知学。只有四亿之民皆出于学，乃“智开而才足”。（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祠为学堂折》。）谭嗣同不仅以其对封建习俗的猛烈批判，“尽变西法”（包括变衣冠、变风俗）的激进主张和冲决网罗的有力号召来震撼人心，还用创办时务学堂，发起不缠足会、延年会等具体行动来开启民智。

　　从以上维新志士的言行中，我们看到了他们都是把破除旧习陋俗，树立新风作为“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的社会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社会风俗的文野程度也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民智开化程度的标志。中国人世代相沿的封建礼仪、野蛮风俗、愚昧迷信和保守思想，是国民性中负面的重要表现。落后的风俗习惯的破除，文明的社会风尚的树立，不特是社会改革与进步的必然结果，更是社会改革和进步的必要条件。只有破除严重束缚人们思想，抵制社会变革，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恶风陋习，人们的思想才能得到解放，社会生产才能进一步发展。而且，任何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投入，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快就会干涸、枯萎。然而，如果民众背负着传统的沉重包袱，或被禁锢在习俗网罗之中，又怎能投入呢？所以，要想在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封建帝国的土壤上移植君民共主，民权勃兴的资本主义新体制，非改造受二千多年封建传统禁锢的民众的国民性不为功。

　　遗憾的是，维新志士们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他们开民智的办法，一是创办学会，发行报刊，开设学堂，做“士”的工作；一是叩头请愿，请皇帝下命令，他们自己是很少顾及到“民”或“乡”的。变法需要有一个广泛深入的社会启蒙运动。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启蒙工作在短暂的戊戌时期并没有能够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变法便很快失败了。梁启超这时才从血的教训中体会到：“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梁启超：《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于是，在二十世纪初年，他们又回过头来，致力于社会启蒙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造成了深远影响的“新民学说”也就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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