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不能小看这些团体的意义和作用。拿不缠足会来说吧，过去有些论者认为它是为防大脚姑娘嫁不出的不缠足的同盟，或是一个开明家长之间的君子协定。然而，如果我们肯定了不缠足运动是“巨大的*”，是一场“反封建的社会革命”，（荣铁生：《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妇女运动》；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均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那么，以不缠足为主要内容的这种团体就具有从事反封建*斗争或社会革命的意义。它不是防御的壕堑，而是进攻的基地，人们以这些团体为集结力量之所，向封建礼教、男权主义和陈腐的道德观念主动发起攻击，引起了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正面冲突：维新派认为是“污君独夫民贼贱丈夫”为了满足自己的恣欲，才使缠足陋习“波靡四域，流毒千年”。（梁启超：《戒缠足会叙》。）而封建顽固派则指责维新派是在反叛朝廷：“其设不缠足会也，彼盖以缠足之禁已弛，自康熙朝在国家弛之，而我必设法禁之，是明以匹夫与国家抗也，谓非心存反叛而何？”（《论康有为大逆不道事》，原载《申报》，转引自《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康、梁、谭等人之所以如此热心创设不缠足会，难道真的是怕自己家里的大脚姑娘嫁不出去么？他们通过改革陋习来更张旧制的主张在剪辫易服改元方面无法采取主动行动，就只好在不缠足方面加以推行了。他们通过批判缠足恶俗，把斗争矛头对准封建统治者——“污君独夫民贼”，通过放足把妇女从形体的禁锢和陋习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让她们能在社交、教育、体育等各方面享受平等的人权。即使是不缠足会的《嫁娶章程》，也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放足妇女受到守旧分子歧视致发生婚嫁困难，更重要的是具有改革传统婚俗，学习西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意义，如规定：不得以同会之故强人为婚，互通婚姻须年辈相当，两家情愿方可；要破除不肯远嫁之俗见；婚礼以简省为宜，女家不索优厚聘礼，男家不嫌嫁奁简省；特别强调通过“女学昌明”来端正“婚姻之本”。这些已完全超出了解决大脚姑娘婚姻困难的意义。
同样的，湖南的“延年会”也不是讲求延年益寿的老年团体，它独树一帜地把风俗改良运动的触角伸到了人们不太注意的领域——节约时间。它提倡学习西人简捷的礼俗和合理的生活方式，戒除中国人把时间耗于不必要的请客、拜客等各种虚文酬答和无谓游戏上的不良习惯，以节省时间，多干事业，达到“延年”的目的。而谭嗣同拟订的《延年会章程》中关于“请托私事，皆不得约期来商”、“凡以情面请托者，事不能行则直复之，彼此不得见罪”和“无故不得请客，无不暇得赴席，不赴不请，彼此皆不得见罪”、“请客筵席只准五簋八碟，不得奢侈无度”等规定，早已超出了节约时间的意义，简直是在反对吃吃喝喝，搞私人请托的恶风陋习。章程甚至还规定“此会专立自主之权，即有官府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