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六月，饥民大量滞留京城，圣祖除命粥厂施粥外，还“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⑧。在道光元年(1821年)的大疫中，清宣宗 就曾对京城的瘟疫的救疗发出过指令：“朕闻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其或无力买棺殓埋，情殊可悯。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俱选良方 ，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⑨据王清任的记载，在这次救疗中，“国家发帑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⑩。救疗力度可谓不小。不过，这样的举措非但不常见，似乎也 主要限于京城。在江南，笔者未曾发现朝廷就救疗瘟疫而对地方官府提出过具体的要求，而且从康熙在李煦奏折上的朱批来看，也很难说得上关心。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五月，李煦 奏闻苏州“民间颇有疫气，地方官现在设立药局，选医调理”，玄烨批道：“知道了。皆因一念等作反，民间无知，叫他哄了，所以有此一难，亦未可知。”六月，李煦再奏“民间疫 气已消，间有一二患病未愈，地方官现在选医调治”，康熙再批道：“览此奏折，深慰朕怀。以后收成若好，民命得苏矣。”①康熙在这两则主要奏报疫情的奏折上的批语竟只字未提 疫气，表明他关心的主要是民间“作反”和“收成”，至于瘟疫这样相对并不“紧要”的事，既已采取措施，也就毋庸多言了。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对荒政最为重视、制度也相对最为完备的朝代②，然而何以对瘟疫救疗 态度却如此消极?其缘由：第一，瘟疫虽有碍民生，但毕竟不像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会对王朝的统治产生直接的危害。第二，正如梁其姿所指出的，因为官办医疗机构和事业效率低下以 及明中期以后，地方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充足，社会力量在这方面的活跃不仅弥补了政府的消极，而且比官办事业更具效率③。第三，还应该考虑到，在技术上，瘟疫的救疗要 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首先，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医疗水平和资源不尽一致，当时当地的医疗水平和资源并不能保证有效地治疗瘟疫；其次，中医治疗讲究阴阳、寒热、虚实、表里 ，若不能对症施药，可能会适得其反；再次，疫情千变万化，病人遍处各地，延医治疗也复杂 异常。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作统一的规定，反而不如听任地方社会相机行事。
当然，国家缺乏救疗疾病制度上的规定，并不表明此非国家的职责，实际上养育民众、爱 民 如子乃是国家一再公开宣扬的教条，其职责理论上应该是无所不包的。特别是对地方官府来说，长官乃“民之父母”，所以，子民染病，尽管他们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责任，但只要有 适 当的资源可供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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