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制送丸药。延聘名医对症裁方，固然有益疫病的治疗，但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官 府只好退而求其次，采取请人备制丸药分送病人的办法，藉此扩大救疗面。如在康熙年间，宁波“岁疫疠，郡太守开局施药，(范)洪宿精心炮制，铢两不苟，赖以活者甚众”③。康熙 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④。

    3.建醮祈祷。由于鬼神司疫仍是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认识⑤，所以，建醮祈禳以驱避疫气 的方法也常常为一些地方官所使用。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疠偾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虔，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 霈，@①气旋消，吴民大悦”⑥。不论这能否起到实际的效用，至少仪式本身显现了官府的职能和权威。

    4.刊刻医书。在大疫流行之年，刊刻切中病情的医书，以使更多的人得救也是当时常见的 救疗手段，这主要由社会力量施行，但也为一些地方官员不时采用，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 ，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②(K24M202)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 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⑦。

    此外，官府奉国家之令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 ，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也都应是救疗行为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有待专门研究的课题，于此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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