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议官府救疗。如苏州的计佩，“岁饥，食官粥者多患疫，佩白当事，设局疗治，全活 无算。”⑥

    3.刊刻散送医方。施医送药固然有利，但很难遍及各地，因此，一些乡贤在确认某些医方 具有实效后，往往会刊刻分送，以便普通人可以照方配药。另外，有些疫病，用通行的治法每每难以取效，一些医家也会选择自著或某种他认为对症的医书刊发，以救治疾疫并扩大他 本人的影响。如乾隆年间松江大疫，医生严谷绪“活人无算，路远及贫者，不能延请，因究岁运司天之旨，刊刻分送，他医用其法者，亦无不效”⑦。光绪年间，吴江汝琴舫见苏杭烂 喉痧盛行，殒命者不少，就对所谓的叶天士烂喉丹痧医案①加以增补刊布②。

    4.祈神驱疫。发生瘟疫后，除了官府建醮祈神和个人求神拜佛外，地方社会也常常采取集 体的祈神活动。如道光元年，“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脚筋抽搐即死，城中设醮教场演武厅，七日疫止。”③在同治元年的大疫中，常熟龚又村所在的里中祀瘟部神，他 “出分金，虔诚往拜，夕憩芦棚，听曲三鼓，踏月而回”④。

    个人或集体的临事性救疫措施，是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现象，在清代江南的各个地区也都有 记载。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说明什么，不过，它们在数量上的多寡和规模的大小却多少反映出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对这些举措的功效作出准确地评估，目前还无法做到。不过 ，除非是医学上完全束手无策的凶症，社会力量的施医送药，肯定会对那些平时难得享受医疗的贫困疫病患者起到一定起死回生的作用。因此，当时文献中在在多有的“活人无算”之 类的记载，当不会全然是虚浮之词。在资料搜集中，令笔者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文献对嘉道之际大疫疫情的记载甚多，而救疗的记录却很少，个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但至少跟在面对这 种来势凶猛的新疾病时，社会力量与医学有些惊恐失措有关⑤。从中可以看出，社会救疗的开展是以社会所拥有的社会和医疗资源为前提的，在社会力量较为活跃的江南，尽管常常能 较为全面地开展救疗活动，发挥官方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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