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稍后，“各行长经于（正月）十三日在拱日门ｍā＠②庙会商，即联同给盖印章，俟于十五早三点禀督、抚、两司以迄府县各宪，众议各行先捐银二元作费用，十四携往ｍā＠②庙亲交”。（注：《公议联禀》、《行商会议》，1897年2月11、16日《香港华字日报》。）锦纶行（丝织业）东、西家有纠纷，常以“落庙议事”的方式解决。（注：《论机房亟图改良以挽利权》，1907年3月27日《广州总商会报》。）1901年制鞋工人“在十二铺三界庙集议”，要求每造鞋一双增加工价七厘。（注：《羊城仙迹》，1901年11月22日《申报》。）江门商会成立之前，商场事务集六庙解决，值事由各行推选。（注：钟伦：《江门商会概述》（未刊稿），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藏，社-18。）不过，笔者所见报纸刊登的集庙议事报道多数是有关该街区居民的事务。
施舟人对清末台南的街坊祀神社的研究（注：施舟人：《旧台南的街坊祀神社》，见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使我们想到晚清很多城镇都有大量属于居民的神庙，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庙宇和神社的组织和宗教职能，而没有谈它们的世俗功能。贺跃夫对包括街坊自治组织在内的清末广州社团做了研究，但他也认为广州街区组织的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注：贺跃夫：《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238-241页。他的《近代广州街坊组织的演变》（香港，《二十一世纪》总第35号，1996年6月）对广州街坊组织做了专题研究，但对其议事方式谈得不多。）。本文在施舟人、贺跃夫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清末广州居民如何在街庙讨论、处理涉及本街区公共利益事务的情况，而不再讨论其祭祀组织、宗教功能等问题。
（二）
当时街区的公共事务，其最要者，大概是防火和防盗。
广州的房屋多是砖木建筑，而且非常密集，一旦发生火警，顷刻延烧大片。所以，各街道都先后雇请了专职的救火队，购置了“水龙”，街道之间也约定发生火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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