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动。1896年，广州新城大新街西约，“经召坊众上庙妥议”，“每店捐租三个月，主客各半”，设立机器水龙防御火灾。（注：《兴利抗众》，1895年11月2日《香港华字日报》。）银号行所在的打铜街，机器水龙用蒸汽机带动，雇有技师看管，每年“养车银”达千余两。1896年9月，邻街发生大火，技师外出迟归延误灌救，街众乃议决罚扣技师一季工银300两。（注：《南海ｄàｎ＠①歌》，1896年10月21日《申报》。）同年广州塘鱼栏火灾，该街水龙夫在救火时与居民发生纠纷，“竟纠约各龙不许救护”，所以街区居民“集庙公议”，集会后张贴长红规定水夫救火时不得滋事。（注：《五羊近事》，1896年10月7日《申报》。）
集庙讨论防盗的会议更多。清末，广东号称“盗风甲于天下”，广州城内盗劫、械斗之案不断。在省城有维持治安之责者，除南海、番禺两首县衙门外，还有保甲局、缉捕局；此外，有驻军防汛、安勇、卓勇，还有各街道雇请的街勇和更练。1896年8月20日的几则报道就分别提到局勇、安勇、西关汛勇、街勇捕匪的事。（注：《粤海秋涛》，1896年8月20日《申报》。）
官府鼓励甚至要求各街雇请武装人员维持治安。1894年，南海县令谕示：“各街闸门如不雇勇看守，以致失事，定提该街正、副、保及值事究问。”（注：《羊城载笔》，1894年8月17日《申报》。）广州各绅商按官府的谕令，“传知各铺集款招勇”，“每大街招勇十名，小街五名”。（注：《岭南归雁》，1895年11月15日《申报》。）1899年，按察使“颁发告示，明定章程，劝令各街民募勇团防”（注：《广州近事》，1899年10月21日《申报》。）。其实，在此之前不少街区已经出资雇请勇丁，有些勇丁还来自军营。1897年，西关第十甫复古约坊众“集庙酌议”雇请安勇的事，决定各店抽租一个月、主客各半作为雇勇经费，事后把决议在“约内遍贴长红”（注：《抽租募勇》，1897年3月19日《香港华字日报》。“长红”相当于大字报。）。坊众是勇丁的雇主，有权议决有关坊勇的奖罚事宜，甚至辞退不得力的坊勇。1901年，排芦巷原来悬红许诺抓获一名抢匪奖励30元，某药店被抢去一支烟筒，坊勇把抢匪抓获，但药店因“失赃甚轻”，不愿按原来的赏格奖赏拿获盗贼的坊勇，“互相理论，两不干休，随即集庙处断”。（注：《赏格争论》，1901年4月10日（悉尼）《东华新报》。）1900年，广州油栏门商店遇劫，“坊人集庙公议，以坊勇不能认真梭巡”，“拟将该处坊勇一律革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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