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坊人集庙理处”，许某当众认错赔礼，承诺补送烧猪。（注：《吃得烧猪》，1900年7月24日（广州）《博闻报》。）这类家庭纠纷通常要当事人投诉，坊众才会集庙议处，有时讨论的结果是不予处理。1896年，大石街横巷陈某的出妾同原籍“匪类”数人来找前夫要见儿子，陈某“迫得请街邻集庙理论”，街众以陈某太缺乏丈夫气，故不予理睬，陈某只好拿钱挡灾。（注：《南海竹枝》，1896年11月4日《申报》。）1907年，某甲与媒人有染，不娶聘妻，聘妻之母携女“亲至番禺直街集庙理论。甲大恐怖，自愿立回分书一纸，任女另配他人。女以从一而终，不肯琵琶别抱，雌威勃发，大肆咆哮。而坊众亦以在庙写立退书，大为不祥，不肯理处，母女乃惘惘而返。”（注：《奸及媒人》，1907年3月10日《广州总商会报》。）在后面这个案例中，坊众显然是站在某甲聘妻一边的，集庙议论对某甲也造成了压力。聘妻母女其实只是希望坊众给一个说法，并没有什么具体要求，而坊众不支持某甲立退书，也满足了女方“从一而终”的愿望。
对一些事体比较重大（例如可能涉及官府、兵警的事）的突发事件，坊众会立即集庙讨论如何处理。1898年，有一客商在城南果栏生利店卖货后收得数百元，出门时被7名带有刀枪、身穿佛山营勇号衣的人拘捕，生利店怀疑营勇是假冒的，“喝令团防勇丁，紧闭闸门，七人始惧而逃，仅获其四，立即捆上龙王庙八约公所集众酌量”；后来又有几名身穿号衣的人要求将4人保释，坊众不相信他们是办案的营勇，乃关闭闸门，把6人扣留，并搜缴了他们身上的枪械。（注：《一身是胆》，1899年1月11日（悉尼）《东华新报》。）
1907年的一件钱债案同上面生利店一案有些相似。寡妇陈何氏曾托广昌兴店在打铜街荣源银号存银500两，广昌兴店后来倒闭，欠下荣源银号债务，当陈何氏存单到期时，荣源号以广昌兴尚有欠款为理由拒付。陈何氏便委托远亲黄乾修、黄乾初两人向警局投诉，由警兵在夜间陪同二黄到荣源银号追讨，其间同银号店员苏福泉等人发生冲突，苏福泉等人便高喊抢劫。“该街兵勇驰至，立将巡兵等扣留”，“庙祝传签集庙”，该街值理李玉波等人闻讯到庙后，再到荣源店察看，以“夜深无法解官”，喝令将二黄用铁链锁禁，把巡兵拘留在庙。南海县令次日亲自去查处此事，其堂判认为“罪在荣源之诬诳”，李玉波不该明知二黄不是劫匪还要锁人。但他对坊众却颇有恕词：“知其非抢而有单执之事，邀同集庙，亦坊众应有之权限，不能为其罪也；或因匆遽之际，到荣源号见其扰攘，不明其是抢非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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