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街区的利益受到外人损害时，居民往往集庙讨论应付办法。1897年，新豆栏街的商人，以正在修建的轮船码头侵占街内地界丈余，乃筑起围墙划分界限；承筑码头的商人则以围墙妨碍往来，禀官拆毁。“新豆栏等街商人咸愤不平，以致众情如一，随集庙议事，又复联具公禀于南海县。”（注：《余波又起》，1901年8月19日《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有人在城内大塘街购屋两间拟建族祠，坊众以“律例载：省垣不准建合族祠”，“传签集庙出为阻止”，某姓不理，坊众乃向地方官控诉。（注：《建祠违例》，1895年8月16日《香港华字日报》。）

    街区居民有人做出违背街区利益或公意的举动时，坊众通常是首先集庙，予以警告，没有效果时才告官。1896年，西关逢庆北街横巷住客欠租并聚*，房主“恐防拖累，先投街集庙，竟不为动”，于是便“合诉练局”，局绅乃将聚*的住客拘捕再解官惩办。（注：《南海竹枝》，1896年11月4日《申报》。）1901年，有人在华宁里开设番摊馆，坊人以该街“向无开设”为由抵制，*馆经营者认为自己已缴税饷就是“正项生理”，坊人“即行集庙，力为阻止”；坊众还将街闸“紧闭不开”，后虽暂开，仍“再行集议如何驱*”。（注：《闭闸逐*》，1901年3月27日（悉尼）《东华新报》。）1897年，宝华坊正中约某绅士将自己的园亭改建成典肆，“坊众以其有碍地形，标贴长红，连夜集庙劝止，该绅弗恤，反将坊众责骂。坊众不甘，即行联名给盖铺户图章，具禀南海邑尊听候公断。”该绅随后在庙门贴出长红，保证当铺不会高于1丈6尺，于街邻无碍。（注：《情词各执》，1897年4月28日《香港华字日报》。）在最后一个案例中，“某绅”显然有一定的势力，改建自己的庭院也是合法的，但最后这个绅士仍不得不对坊众做一些妥协的表示，这说明集庙议决造成了舆论压力。

    商人卢怀廷在城中心商业繁盛之地双门底藩署前街租了新会县荷塘乡李姓试馆的部分房舍开设苏杭店，歇业后擅自将铺面转租给梁智广。李姓族人知道后，不同意卢、梁私相授受，要把房舍收回作为本族学界宿舍，彼此“滋闹不休”；于是“投集坊众，劝卢赔偿定银加倍，讵梁不允”，只好打官司。1906年底，番禺县令传集两造质讯，卢廷怀表示愿意赔偿定银，但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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