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新刑律实行前，所有奸案都是犯罪。但从一些资料看，不少奸案是由坊众集庙处理的。1898年，城内越秀坊“拿有野鸳鸯一对，缚于庙前，集众议办”；坊众决定“罚乙（男方）白金五十枚，以三十六枚给氏夫为花红，以十四枚给坊众买爆竹沿街烧放，拔除不祥”。（注：《罚奸赔丑》，1898年10月29日（悉尼）《东华新报》。）1899年，城内九如坊某家的婢女同店员幽会，被坊众发觉，“乃牵之集庙”（注：《柜里青衣》，1899年9月29日（广州）《博闻报》。）。另一个婢女打算随情人私奔，被主人发觉，主人乃“传各坊人集庙”处置此事。（注：《拐案详述》，1900年6月15日（广州）《博闻报》。）1904年，西关第三局巡兵，经常到第五甫一个丈夫在外洋贸易的*家中逗留，“邻里及业主均不能忍，因是集庙公议，着司祝及更夫向该管巡目告知，并责以以后不得派该巡丁人坊内有坏风俗”（注：《粤东省城警察之腐败》，1904年11月11日《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住城内四牌楼的80余岁的哈志“搂奸同街梁虾妹”，“后由坊众察之，上庙集议，以哈年老而行同狗豕，实属有碍风化，将哈志交广州地方检事局讯办”。（注：《老而不死之*虫》，1912年7月25日（广州）《国民报》。）

    大量有关家庭、婚姻的纠纷是通过坊众集庙解决的。1898年，住某街的张某去世，乡下的侄儿某乙想霸占全部遗产，到省城逼迫张的二妾，二妾“投诉街坊，立将某乙扭赴番禺县署”（注：《秦镜高悬》，1898年11月2日（悉尼）《东华新报》。）。长塘街一个寡妇被过路人误认是逃妻，“更练驰至，乃拘此人入坊庙集众议处”，“众乃令补回花红金，并燃放爆竹以旺妇宅门，遂释之而去”。（注：《执孀认妻》，1895年9月9日《香港华字日报》。）广州及珠三角一带有一陋俗：新妇是处女，婿家就送给岳家烧猪，不是则不送，还会遣返新娘，索回聘金。这就往往引出纠纷，要由坊众集庙议处。1900年，陆某诬蔑自己新婚的妻子并非处女，要求岳家退还聘金，引起纠纷，“遂集坊庙议处，坊人圪为不平”，结果陆某不能在该坊立足，被迫迁走。（注：《亲家冤家》，1900年6月4日（广州）《博闻报》。）同年，许某因不熟悉广州的风俗，在新妇归宁时没有给岳家送烧猪，岳家1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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