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2）。容闳出身于贫苦农家，自幼进入教会学校，接受西方教育，1852年加入美国国籍，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是我国早期由西方国家直接培养出来的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一。他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自谓在美学习期间，“常思借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守此宗旨八年如一日”，热切期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并且坚信“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为此，他拟定了一个使“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的教育计划。1860年容闳访问了太平天国，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向洪仁玕提出了七项改革建议，希望太平天国加强武力，组织良好军队；创立学校，培养各种人才；建设善良政府，聘请行政顾问；设置银行，厘订度量衡标准等。并表示如太平天国决计实行他的建议，“愿为马前走卒”。不久他发现太平军领袖“全不足恃”，毅然投奔曾国藩等洋务派，并借助后者的力量初步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教育计划。
以上四人，郭嵩焘和冯桂芬隶属于清王朝，是地主阶级官僚士大夫。他们要求改革，旨在解脱清王朝的内忧外患，实现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洪仁玕作为农民革命领袖，提出《资政新篇》这一经邦大略，则是为辅天国之政，资洪氏之治，使“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容闳作为我国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侨胞，同对立双方的交往是为实现自己“改革和复兴中国”的理想。重要的是这些*立场、社会经历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人们都在同一时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主张，即学习西方，实行变革，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原因不外如下三端：
一是同时并存的两个对立的政权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感促使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从揭露时弊、倡导改革中寻求出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缔结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并没有使清政府惊醒过来，他们以为签订了“柔怀远人”的“万年和约”，天下从此无事，依然不思振作，文恬武嬉。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近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并没有在当时统治阶层和士大夫中引起积极反响。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日本人十分看重《海国图志》，如获至宝，翻刻再三，真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然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使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腐朽本质暴露无遗。冯桂芬尖锐指出：“左氏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其今日之谓乎？！”“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顾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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