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武谓之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天下之乱民，非生而为乱民也，不养不教有以致之。”他进一步揭示“召乱之源不外两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出路在于变革，“穷变变通，此其时矣”。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仓皇逃奔热河，深刻刺激着爱国士人纷起寻求自强之道。而西方各国勿庸置疑的强盛更使他们感到“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促使人们寻找“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的原因，从而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重新提出并向前推进一步。就后期太平天国而言，亦是江河日下、危机四伏，“到处尽成荆棘，无处不是陷坑”。因而洪仁玕主张改革内政外交，“因时制宜，度势行法”<%洪仁玕：《资政新篇》，见《中国近代*思想论著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文中洪氏言论未注出处者均见是书。%>。
二是西学东渐再次拉开序幕，西学的初步传播为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真理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料，为他们设计济世方案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中国文化史上前西学东渐始自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来华，内容限于宗教神学、天文历算，后因清政府的禁教而中断。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的序幕再次拉开，西方文明伴随着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商品和鸦片传入中国，传教士大批东来，他们在广州、香港、澳门、宁波、上海、福州等地开办学校，在上海设立出版印刷机构墨海书馆等。洪仁玕长期奔走于广东、香港、上海等地，与欧美传教士频繁接触，广有交往，深受西方*学说和科学技术的影响，这正是他能写出《资政新篇》的主要原因。至于容闳本人，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崇尚西方文明，且以传播西方文明为己任。郭嵩焘、冯桂芬也是在注意了解外情、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改革思想的。冯桂芬称自己的著作“羼入夷说”即是明证。冯氏通过比较认识到西学的优越，并以西方为参照系，公开承认中国“不如人”，力图找出“不如之所在”。他指出，从总的方面看，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从具体的方面看西人之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荷兰国设有养贫教贫局，“国无游民无饥民”；瑞典国实行义务教育，“国无不识字之民”。他惊叹西方国家“于乎善哉”，相比之下“堂堂礼义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先进的中国人才从西人、西学和西方文明那里找出了自己的差距，从而主张效法西方实行改革。
三是国际间的改革潮流，特别是俄国和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明显成效给先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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