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耳。”郭嵩焘在咸丰11年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吾尝谓中国之于夷，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所以处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此又自古以来夷祸之一变局也。”夷人因何来华，“要之为利而已”，他们根本不知所谓顺逆。天津交涉，中方以诈相胜，遂酿城下之盟。应该“反躬自省，追究其所由来，以求斡旋补救之术。圣贤生今世，亦无有易此者矣”。这无疑是对鸦片战争后20年夷务工作一再失误的泣血自省，也是对开展外交活动以求斡旋补救的理性思维。在这一点上，洪仁玕的认识与他们也是一致的。《资政新篇》有“柔远人之法”和“与番人并雄之法”，主张“内修国政，外示信义”，指出：“若不失信义二字，何必拘拘不与人交接乎？是浅量者之所为也。虽然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致妄生别议。但前之中国不如是焉。毫无设法，修葺补理，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对技艺精巧的外邦人宜许其通商，许其入内教导我民，在不毁谤国法的前提下许其为国献策；对于外邦；不论大小强弱，“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
其二，借鉴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力求自强。冯桂芬认为，既然天下之局大变，诸国同时并域，且能独致富强。西方各国除轮船火器之外，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农具、织具及百工所需多用机器，用力少而成功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均奇技而非*巧，都是可供中国师法的。中国在诸多方面不如人，诚为可耻，然耻之，莫如自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源，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便于中国取法效仿。诸夷对我不无异志，然各国之间外睦内猜，互相箝制，莫敢先发，目前数年可以和平相处。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如果不乘此难得的有利时机急起直追，将悔之晚矣。自强之道即在于采西学，制洋器，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请西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模仿外国先进工艺设备，逐步实现自造、自修、自用，“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中国多秀民”，“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完全可以做到“出于夷而转胜于夷”。洪仁玕也主张“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器皿技艺”，允许外国教技艺者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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