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者外夷制之”的观念出发，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体现了开眼看世界、寻觅新知于异域的开放精神，开辟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思想方向。咸同之际的变革思潮继承和发扬了经世思潮的积极精神，将经世派人士师夷与更法的思想大大地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一步。在向西方学习方面，魏源所说的长技仅包括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主张设立船厂、火器局，聘请西洋教习传授技能。冯桂芬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魏源的师长之说，指出夷之长技不仅仅在坚船利炮。更在自然科学与技术，即所谓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还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农具、织具及百工所需的机器设备等等，勇敢承认中国不如人及不如之所在，明确指出中国应当学习诸国富强之术，进一步提出了“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和“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自强之道。这样一来，不仅师夷之长技的范围大为扩展，而且还要师其学、师其法，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和目标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了。公开承认自己的不足，打掉天朝上国的虚骄之气，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的自觉性也大大提高了。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倡导的改革与更法，主要的是针对漕运、河工、盐政以及官风、士习等方面的积弊，咸同之际的变革思潮在继续要求清除上述社会积弊的同时，开始从内政方面找到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明确提出“通下情”的要求，将解决君民悬隔问题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并且毫不含糊地提出解决这一问题要从当政者做起。
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思想主张。
咸同之际的变革思潮对行将产生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有着重要影响。
19世纪60—90年代兴盛起来的洋务思潮和从它的母体中孕育产生的早期维新思潮是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里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开关互市、中外联属、敌强我弱，千古变局是二者共同的时局观，师夷长技以求强、振兴商务以求富、变科举兴学堂以求才，是二者为解决当时中国历史任务的共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二者调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共同的文化政策。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兹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郭嵩焘、冯桂芬、容闳是最早鼓吹洋务的一部分人，他们在咸同之际提出的许多思想观点实际上成了洋务思潮的先导。例如，他们关于“天下之局大变”、“驭夷为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