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人是群体感很强的民族，重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重视在别人心目中的身份、地位和形象，表现为日常生活顾体面、讲身份、随时尚等行为特征。所以，日常生活除了生存性需求之外，还有大量因社会生活而产生的社会性需求。一些洋货精巧、美观、新奇的特点，适合于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的心理需求，所以吸引了人们购买使用，形成了流行洋货、乃至崇尚洋货之风。道光、咸丰年间，就有人记述说，当时的风气是：“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陈作霖：《炳烛里谈》。)所以，花色鲜亮、细密平滑的洋布洋绸衣物，成了人们的体面服装，不仅城镇市民争相穿用，即使是购买能力十分有限的农民，只要稍有余力，也要置办一套洋布衣服，以备在公共正式场合穿用。他们虽然在平时劳动时仍穿着自制的土布，“然其他或祭祀，或应酬，或往稠人广众之中，皆穿洋布细密光泽者，以为外观美丽”。(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9页。)他们为的是在亲朋面前显得体面，不背时，以免被人瞧不起。洋货还是当时亲朋间往来的时兴馈赠佳品。咸丰时期，在上海西人书馆作事的士人王韬，就常将洋皂、洋布等洋货为礼品赠送给友朋。(见《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那些离开农村流往城市经商作工的人，回乡探亲访友时，也会带回各种新奇的洋杂货分送亲友。乡下人遂仿效城里人，以拥有新奇洋货为时尚。城镇居民更有赶时髦的人们，争相使用新奇洋货来炫耀。特别是城镇的妇女，以使用西洋香水、洋皂、洋绸、饰物等为时尚。有人记光绪中叶城市妇女时兴以眼镜、怀表为装饰品，如眼镜——“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19——6220页。)怀表——“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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