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自清中期，特别是进入乾隆朝以后，由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剧增导致人们的生存状况恶化，遂使金钱财货比地位、名声等对养家糊口更具实惠。同时，由于朝廷因财政困难而实行捐纳卖官制度，有了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官职，金钱成了通向上层社会的一条最便捷的桥梁，比其他任何方式，无论是苦读应试，还是攀附关系，都更具提高社会地位的直接效力，这也表明就连朝廷也公开承认金钱的社会价值。由此而出现的崇尚金钱的社会风气，遂使拥有资财的商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人们逐渐形成了贱商而不轻商的观念。士夫官绅贪其资财，不再顾及身份名节，而与其结交。乾隆时有人记这种状况道：“曩时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资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董含：《三冈识略》卷六《三吴风俗十六则》。)又记：“有一新贵，家本素封，乃用晚生帖拜当商，仅获三星之赠而论者不以往拜为非，曷胜浩叹。”(姚世锡：《前微录》。)这可说明当时人对商人态度的变化。咸丰、同治以后，商人的地位更有提高。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当时无论是朝廷谕旨，还是大臣章奏、公文函牍中，都把指称士大夫的“绅”与指称商人的“商”并举为百姓之首，亦即社会的中坚。无论何事，首先推列“绅商”以为倡导。由此可见，清中叶以后，民间重商的观念已日渐发展，这为洋货风行、商务大盛以后兴起的从商热创造了条件。

　　其二，清中叶以后还有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官、士、商三位一体，三者合流的状况更为普遍，这也使从商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清初朝廷明令禁止官员经商，以防止“与民争利”。但后来，特别是乾隆朝以后，由于大小官吏纷纷兼营商业，遂使这一*名存实亡。乾隆时的权臣和坤，就依仗权势，公然大肆经商，据说他开有当铺75座，银号42座，古玩铺13座。(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地方上的小官吏也纷纷效尤，有人记当时广东的情形道：“今之官于东粤者，无分大小，率务朘民以自封。既得重费，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而百十奸民，从而羽翼之，为之垄断而罔利。于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本多而废居易，以其奇■，绝流而渔，其利尝获数倍。民之贾虽极勤苦而不能与争。于是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河之间，或坐或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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