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光绪以后，官吏经商的情况更为普遍，甚至有不少弃官而经商的。同治时期的一本笔记小说《里乘》中，就写了一位任淮安府教授、被尊为名士的周某，为了给子孙置产业，想要经商而苦于无资，于是续娶了一位饶有积蓄的妓女，向其要了十万金，遂“罢官业鹾，不三年得子金三十万”。(许奉恩：《里乘》卷四《柯寿鞠》。)另有人记道：“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经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第1672页。)可见弃官经商的事例，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

　　至于那些屡试不售，仕途不达，又家境贫寒的士子，更把经商作为当然的出路，个人既不计较名分，他人也不会因此而轻视及弃绝交往。甚至有的文人名士，边商边学，安然自得。清中期著名经学家钮树玉，同时也是个贩运商。有人记其事说：他“业贾贩木棉，舟船车骡之间，必载经史自随。归则寂坐一室，著书终日。每负贩往来，必经邗上，留与邑中经学之士讲论数日乃去”。(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这种士人经商的情况，到同治、光绪朝以后更为普遍。他们有在西人的洋行、书馆、报馆或其他商人的商行店铺里卖笔、司帐为生的，更有直接弃笔经商的。出身书香之家的广东人郑观应，应试不售后即遵父命弃学到上海经商，后来成了有名的大买办商人。

　　从另一方面来看，商人也多有通过捐纳而得官，俨然忝列仕宦缙绅之中者。清中叶时就有记载说：“近开捐钠之例，于是纨绔之子，村市之夫，辇资而往，归家以缙绅自命，张盖乘舆，仆从如云，持大字刺，充斥衢巷，扬扬自得。”(董含：《三冈识略》卷六《三吴风俗十六则》。)到同治、光绪以后，随着各种名目的捐例大开，商贾纳资买官之风更为盛行。

　　这种官、士、商互相混同，三位一体的状况，使三者的社会形象、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因而减弱了原来蒙在商人身上的被鄙视和轻视的色彩。

　　自清中叶以来民间对于商人和经商观念的变化，从社会心理和文化观念上，为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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