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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议论，就是批评人们争用洋货是追求奢华、爱慕虚荣、厌旧喜新、道德沦落的行为，是世风日下的表现。这是一般正统士人的议论。他们以传统伦理道德的当然维护者自居，习惯于以书本上的圣贤言论、道德说教作为衡世论事的当然标准，所以，对眼下这种明显有悖于正统伦理观念的现象，当然是痛加针砭，抨击有加了。然而，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是这样说，而在实际的个人生活中，除了极个别过分偏执的道学家之外，大多数人也难免随俗，也会使用洋货的。就如同咸丰时期思想还比较保守的王韬那样，一方面谴责众所周知的“鸦片之害”，因“近日愈烈，势不能禁”而为国担忧，同时却经常伙同友人到烟馆、妓馆去吸鸦片以为消遣，并津津乐道“其趣殊永”，有“祛疾调胃”和使“骨节通灵”的妙趣。(《王韬日记》咸丰八年十月四日、八日、九日，咸丰九年五月五日。)事实上，沾染吸鸦片这种既损害身体，又违背勤俭道德的恶习的人们中，素称道德楷模的官宦士人就占了相当一部分。这种言论与行动的不一致，也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传统，缘自于一种经久形成的二分法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伦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古代圣贤是伦理道德的化身，由于他们过于完美和崇高，是一般人所不可企及的，所以后人只能把他们视为一种理想追求。完美的道德伦理可以作为精神生活的指导，但不见得是日常生活的准则，只求在精神上保持着崇敬和认可就可以了。此外，古代儒家，特别是道家顺应自然、肯定人欲的传统，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享乐的天性得到肯定，由此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道德约束与实际生活中的享乐追求，形而上的伦理自觉与形而下的生活小节分为二途、并行不悖的伦理格局，从而缓解了崇高的伦理道德与日常凡俗生活的矛盾，这恐怕也是使得传统道德伦理易于使人接受，并得以被人们世代传承，没有间断的一个原因吧。宋明理学虽然试图将二者合而为一，但到了理学衰落的晚清时期，除了少数正统理学家之外，对于广大民众已经没有多大实际的约束力了，因此，一个在正式场合满口道德说教的士人夫子，其个人生活却有可能随意放纵，极尽享乐。纵情酒色，放荡不羁，被视为名士才子特有的风度而受到人们的欣赏和仿效，这不仅无损于他们在正统学术、道德文章方面的威望，反而会为他们的形象增添光彩和魅力。正因为如此，士夫文人们可以一方面在形而上的纲常大义方面贬斥、鄙视西方，另一方面又在形而下的器用方面赞赏、羡慕西洋；在对西洋人抱着民族正义的敌视的同时，不妨碍欣然接受那些可供享乐的日用洋货。正因为如此，素来最讲究道德伦理的士宦文人们，一面大叹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一面却争相享用洋货，成了仅次于商贾的第二个积极接受洋货的社会集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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