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即位，对雍正朝新定惩贪条例略有删订。总的趋问是以宽济严。大致到乾隆六年（1741年）时，形成了以上述律例为核心的惩贪法律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位年轻的君主统治思想还不够成熟、为政经验尚待丰富。乾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很快从司法实践中觉察出惩贪立法不严的痼弊，并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乃是完赃减等条例的存在。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明降谕旨，将完赃减等之例永行停止。[xlii]法司遵旨在监守自盗本律后新添附例：“凡亏空钱粮，除因公挪移,及仓谷霉浥等案，仍照旧例办理外，其实系亏空入已者，虽于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xliii]两年后，又命将“所有例内枉法赃全完减等之条永行停止”，以画一“立法惩贪之道”。[xliv]此后，他又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动，终其一生，完赃减等旧例未能恢复。

    然而，乾隆崩逝，尸骨未寒，在修并条例时。即遵嘉庆之旨将乾隆二十三年奉谕新定“侵亏完赃不准减等”条例删除，新定条例除恢复了雍正三年完赃减等旧例精神外，又大大问后倒退了一步，规定“三年限外不完，死罪人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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