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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害；乾隆中期以后，原有陋规俱翻番而不止。章学诚概括说：“漕规之斗斛倍蓰，丁粮之银钱倍折，采买之短价抑勒，公事之借端横敛。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余，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此皆日脧月削，闾阎不可旦夕安者”。[xxviii]以漕规为例，嘉庆初查明山东“漕帮旗丁经费陋规”清单，“内开该帮漕船三十九只，得过各州县帮贴陋规银五千余两”。[xxix]通漕计算，各省漕船“原数万四百五十五号”，[xxx]每年仅此一项“帮贴漕规”即在百万两以上，而有漕州县以帮贴旗丁为名，加征“耗赠”，贪污中饱，又当比百万两加倍不止。陆世仪说：“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之蠹恶”。[xxxi]冯桂芬也说：“大抵田赋之数，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国之所入者一；关税之数，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xxxii]至于大小官吏办公日用之需，则多不惜廉棒而主要仰给予各色名目的陋规，所以汪辉祖说；“俗所指美缺，大率陋规较多之也，岁例所入，人人预筹分润”。[xxxiii]张集馨道光年间曾任陕西督粮道，是为人们垂涎的肥缺，“京外谓是缺总有三四十万”，故有“粮道是财神庙主持”的俏皮说法，张集馨自称每年入项约6万余金，[xxxiv]如他的话可信，其每年陋规所得总在本任养廉（2400两）20倍以上。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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