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伴随着上自督抚下至州县集团性贪贿犯罪的发展，各省普遍出现亏空。乾隆中期以后，几乎每查办一桩督抚为首的贪贿大案，即必有一番查办该省亏空之案；而只要从州县查办亏空入手，则该省督抚则鲜能逃脱法网。乾隆四十六年甘肃通省亏空系由查办该省折捐冒赈案而起，经查，“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亏短仓库确数共少银八十八万八千九百九十余两，又亏空仓粮七十四万一百一十余石”。[ix]四十八年查出浙江亏空银130万余两也是因王亶望曾任该省巡抚，陈辉祖以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而起。[x]而山东巡抚国泰贪纵案和乾隆末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受贿案则都是从查办州县亏空败露的，结果山东“通省各州县亏空库项竟有二百万两之多”，[xi]福建亏空银二百五十万两以上，仅省城两厅两县即短少银七万八千余两、粮五万三千余石”。[xii]当然，各省仓库普遍亏空的原因极其复杂，但当时人们一致以为亏空与官场中无所不在的贪贿关系最大。乾嘉之际累任大学土、军机大臣的王杰指出，乾隆四十年以后，督抚“以缺兮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州县“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一县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xiii]更有甚者，竟出现州县本任原无亏空而要“做亏空”的怪事，以致嘉庆也诧为“实属从来未有之创举！”[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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