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18世纪后期，亦即乾隆当政最后二三十年间，由来已久的贪贿痼疾开始迅速扩散和严重恶化，在即将揭开19世纪序幕、中国正由传统社会蹒跚迈向近代的历史关键时期，这至关重要的变化原因究竟何在呢？

    论及*的腐败、贪贿的猖獗，人们往往首先着眼于法制的弊端。下面就先从乾隆年间的惩贪立法与执法谈起。

    清代法律包括律文与附律条例两部分。律文多沿袭明律，而条例则依据不断变化的情势随时增删修订。在拟罪科刑时，法司根据“有例则置其律；例有新者，则置其故者”[xxxv]的基本原则，多援照条例，将本律置之不用，是以条例不仅是正式的法律规范，而且其地位高于本律。

    《大清律例》中大体相当于现代贪污罪的罪名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其最高刑为死刑。律文云：“（赃至）四十两，斩（杂犯，徒五年）；三犯者，绞，问实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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