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吏治的败坏由来已久，但作为其主要表征的贪污、贿赂痼疾却是在乾隆中期以后，也就是18世纪后期才迅速恶化的。甘肃通省官员贪污巨案，以及接踵败露的贪污贿赂案件只不过使陶醉于乾隆盛世歌舞升平之中的人们开始清醒而已。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阁学士尹壮图遍历中国最重要的省分后向皇帝奏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i]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记述见闻则说：“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乾隆五十五年），“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乾隆五十九年），“和珅权势隆盛，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乾隆六十年）。[ii]迨至乾隆崩逝，嘉庆亲政，言路稍稍放宽，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奏陈乾隆季年弊政最为激切：“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iii]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的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几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iv]乾隆末落职回籍而此时复出的尹壮图也把乾隆三十年视为吏治清浊转移的关节点，他说此前“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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