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贪污贿赂由个别犯罪向集团化犯罪恶性发展。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折捐冒赈案为首者是原任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锦，以及现任甘藩王廷赞；甘肃通省官员，即自三十九年恢复捐监旧例至案发历任司、道、府、县官员几乎全部染指其间，奉旨革职查抄者共157员，依律拟死者100余员，当年甘省大计被迫停止；[vi]而这一奇贪大案的后台则是京中权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四十七年败露的山东巡抚国泰贪纵案，自藩司于易简以下全省官员迫于国泰勒索多馈送金银或玉器古玩，以致乾隆“以人数众多”而免其深究，[vii]只令议罚了结。作为甘肃折捐冒赈大案的案中案——查抄王亶望资财私行抽换案，则以闽浙总督陈辉祖为首，藩臬两司及仁和、钱塘二首县等通同作弊。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婪索属员一案，同样是司道以下通省官员无一不涉入案中，除藩臬两司等大员发往军台效力之外，以顾葵为首的71员只好“免其革任”，照“国泰案内议罪之案”分等议罚。[viii]乾隆中期以前，以督抚大吏为首的贪贿大案并非没有，但像上述四例大案那样，一旦败露，下辖数十员乃至百数十员竟悉数触犯法禁，而且在短短三四年间骇人听闻的集团性贪污大案相继而发，这却是乾隆中期以前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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