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与之相反，那些厘金大省如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均以相似的呈辞婉拒裁厘统捐，清政府也无可如何，并无进一步改革的举措。到宣统年间，江苏才议改统捐，江苏藩司拟出了统捐计划，预备分期进行，并制定了《第一期筹办统捐草案》和《第一期改办统捐扼要办事章程》。苏省的统捐规定外省来货收于人口，本省土产收于产运之地，粘贴印花后沿途各卡概不重征，并计划三个月之后逐步裁撤内地分卡。平心而论，这比之旧时厘金征收确有很大进步。但这时广大商民已经被充分组织动员起来，除弊救时的热情空前高涨，不满足于“统捐”步伐之缓与力度之微，而要求较彻底的改革。“人们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的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12](p210)他们对改革厘金的期望值大为提高，自己组织筹划全面的“裁厘认捐”，因此官方的统捐此时更多地似乎是为了与商民的认捐对抗，以继续把持厘金财权。
清政府对厘金的另一种转换方式是开征印花税。早在光绪二十二年，因筹款维艰，御史陈璧即奏请开印花税。印花税创自荷兰，盛于英国，遍行各洲，简便易行，有利无弊，连日本每年亦征得二千余万，以中国之大，若仿而行之，“总计每岁所集，当不下一万万两，则不特洋债易于清还，从此罢抽厘停捐纳，举数十年欲除而未能之弊，一旦廓清，全局转机必在于此矣”[13](p7)。这是晚清较早以印花税替代厘金的提议，此后陆续有援引此说者。如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奏请坚决裁厘，但他也认识到惟千余万之巨款，非有以抵之，势难高议裁撤，“臣既奏陈印花税纸钞银行，计岁骤增入款四万万，比今五倍”[14](p17)。谭嗣同借外人之语“谓中国之厘金，为呛商务喉咙之石灰气”，坚主以印花税代之，并说印花税有“八利”，“八利具而厘金之弊去，弊去而上下交足焉”[15](p413)。他建议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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