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莹对梁启超的公债思想进行研究后指出，梁启超客观区分内债与外债、公债与租税的概念之后，提出公债的主要用途以及国家举债的用途必须以将来能生利为准则的思想，特别是他又在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证券公司在公债偿还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后，积极主张通过创*券公司推行公债的发行和偿还事宜的思想。其公债思想的成熟超过了前代和同代人，不愧为“近代公债思想的集大成者”〔3〕。这一观点较为中肯。以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梁启超对公债的认识能不仅局限于它的财政意义，更认识到它还具有金融方面的特性，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超前的思想。 

吴景平在分析了宋子文的理财思想后认为，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他较多地了解和接受了近代西方经济理论，更多地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注重预算制度；在弥补赤字的方法上，他反对滥发通货，宁可用公债这种尚有缓冲余地的办法解决支出亏短的困境，而不同于孔祥熙的“公然认为印发钞票要比发行公债省事的多”的思想〔4〕。 

对于近代中国各个时期政府的内债政策，学术界也进行了考察，重点集中在对于1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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