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支持转而为抵制，并招致中国银行1935年的强行改组，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由合作到矛盾而终至沦为附庸的变化轨迹〔16〕。关于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问题，学者们也开始有所涉及。刘慧宇在其博士论文中专辟一节论述民国时期央行对内债的经营。她指出，中央银行作出主要经理公债的金融机构之一，通过发行与推销公债这一经济杠杆，使国民政府聚集了巨额资金。然而此期央行参与证券市场的公债买卖，目的仅为稳定公债市价，而非调剂通货供需。在实际上并未利用公开买卖政府债券活动对金融予以调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公债市场不完善所致〔17〕。
民国时期，内债与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寿彭具体分体了民国时期交易所经营状况后指出，旧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主要从事公债交易，长期以来，只起了供历届政府发行公债、弥补预算赤字的财政市场的作用，并未尽到资本市场的功能〔18〕。另外针对以往学者们过多强调1932年的债市整理对人民的剥削与掠夺，姜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一，整理后债市开始良性转型，推动社会游资从政府债券流向企业股票，利率下调减轻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工商实业的发展，也有助于金融机构的投资安全；其二，以江浙财团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显示了力量，加强了团结，通过与宋子文的结盟，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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