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价只及私价一半，官府因之榨取厂民“余息”，私铜就必然会存在（注：参看韦庆远《清代前期的商办矿业及其资本主义萌芽》，《档房论史文编》。）。私铜的存在是伴随着官铜相始终的。云南巡抚裴宗锡说：“考厥由来，工价不敷，非自今始。由于官买之初，定价较他省本为最轻，而厂民不以为累者，当年大小各厂岁办铜不过八九十万斤，后数年亦不过三四百万斤，比于今日十才二三。发官既少，私卖必多，厂民利有私铜，不计官价。”（注：裴宗锡：《筹滇省铜政疏》，《皇清奏议》卷六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3册。）云南布政使王太岳也说：“名为归官，而厂民私以为利者犹且十常八九，官价之多寡固不论也。”（注：王太岳：《论铜政利病状》，载吴其F《滇南矿厂图略》卷上。）说放本收铜的初期十有八九是私铜，未免过当，但有相当一部分是私铜，却是必然的，这种情况自然也不可能随着官铜定额的增加而消失。 

　　私铜的来源大致不外是两种，一是“小厂之收买，涣散莫纪也……每以一炉之铜，纳官二三十斤，酬客长炉头几斤，余则听其怀携，远卖他方”（注：王太岳：《论铜政利病状》。）从表2可以看出，在34个铜厂中，定额在十万斤以上的仅有8个，其他26个都是小厂，有的年额不过2400斤。年产量这么低而能长期保持生产，自然是有大量的铜被私卖。另一种则是大厂之厂员、厂民相互默契私卖以牟利。针对管厂之员依势强占民开旺硐，裴宗锡就说：“若厂员自行占据，则私卖渔利，竟得肆其侵贪，何所顾忌。”（注：孙士毅：《陈滇铜事宜疏》，《皇清奏议》卷六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3册。）就是对一般的厂民，也有种种陋规，而厂员勒索后，又需向上级层层孝敬。乾隆三十七年所立的碑文说：“衙门使费，俱有陋规，厂员领银，亦多克扣。”（注：《禁革铜厂陋规碑》，乾隆三十七年立，载嘉庆《永善县志》卷下。）一些有大厂的州县，号称“岁入陋规多至二三十万者，有‘金蒙自’、‘银会泽’之称，汉人不得署”（注：贺宗章：《幻影谈》，《杂记》第七，《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如据民国初年丁文江在东川的调查：“当日官价虽为六两四钱，炉户实收不过五两二钱八分三厘，故有‘五二八三’之通称。”（注：丁文江：《东川铜矿》，载《游记二种》，第125页。）而实际上，官价六两四钱，每百斤铜扣除抽课、养廉等铜外，厂民应得五两四钱八厘左右，中间的差价一钱二分五厘，就是陋规。这当然只是陋规的一种，所有这些陋规，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要摊在厂民身上的。因此，厂民就不得不私卖以求生存，厂员则以私卖牟私利。 

　　这种情况朝廷也有所闻，故乾隆四十五年有上谕垂询：“滇省铜斤，官价轻而私价重，小民趋利，往往有偷漏*……不若令将官运之铜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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