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敬陈东川事宜疏》，《皇清奏议》卷二七，《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而昭通府和镇雄州（今昭通市镇雄县）当时还是彝族土司统治的半农半牧的社会，从四川划入后，两地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人口大量死亡或逃离，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是“土旷人稀，林木丰茂，不乏泉流，雨水滋多”（注：民国《昭通县志》卷一《方舆志》。）。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滇东北地区推行了招民屯垦的政策，以求经济的重新开发。（注：参看周琼《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民族研究》2001年第6期。）从雍正年间开始，滇东北的铜、银等矿产得到了大规模的开采，大量的毁林烧炭以供冶炼，一直到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因战乱的影响才停顿下来。到了这时，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已经变成“民间爨薪，几同于桂”（注：光绪《东川府续志》卷三《轶事》。）。民国初年，巧家县60斤一斗的米价和70斤重的一担柴几乎相等。（注：据民国《巧家县志》卷七《商务》附表《巧家县历年各种物价表》。）
对这一地区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并不多。蓝勇在其专著《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中曾对清初滇东北的森林覆盖率作过估计，认为当时的森林覆盖率和汉晋时无甚差别，都是70％左右。（注：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之《中国西南历代森林覆盖率变迁表》，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刘德隅也概略研究了云南森林的历史变迁。（注：刘德隅：《云南森林历史变迁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杨伟兵在其博士论文中，以土地利用为中心，讨论了清代云贵高原的环境变迁，其中对川黔滇交界地区（昭通、东川、毕节）作为范例，进行了分析。（注：参看杨伟兵博士论文《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变迁（1644—1911）——以土地利用为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2年。）这些研究都提及了矿业开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但却未作具体的评估。
对清代云南矿业的研究却是成果累累，20世纪40年代严中平著《清代云南铜政考》，对清代云南铜业的政策、管理、铜产量、铜运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考述，是有代表性的著作。（注：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后来诸家所作，大都以严书为基础展开。如张煜荣《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衰》，在严书基础上，使用了一些新的材料，讨论了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发展和衰落。（注：张煜荣：《清代前期云南矿冶业的兴衰》，载《云南矿冶史论文集》，云南历史研究所1965年编印，第56—76页。）韦庆远等具体研究了清代前期全国矿业政策的演变过程。（注：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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