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国除了云南享受矿业开发的特殊政策外，对矿业都还没有开禁，全国范围内的解禁，要到乾隆朝的初年。（注：参看韦庆远《关于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载《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148页。）这个时候滇东北还隶属四川，主要是乌蒙、镇雄等土司管辖，已经改土归流的东川，土目在当地也还有很大的势力，如雍正六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就奏称：“东川虽久改流，而六营长、九伙目，俱沿旧习，各踞一方。”（注：《清世宗实录》卷六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东川的汤丹等厂已经有所开采，但规模显然是不能和后来的开采相比，对环境也还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雍正四年、五年，原属四川的东川府和乌蒙、镇雄两地先后归属云南（注：参看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一二。），后二者改流设为昭通府和镇雄直隶州，不久镇雄又改散州，隶昭通。很快，这一地区就由于云南鼓励开矿的政策和改土归流扫清了障碍，矿业飞快的发展起来，带动了清代云南矿业走向了极盛期，成为清代云南、也是全国最主要的铜产区。 

　　对这一时期云南铜业的产量，严中平先生做过认真的研究。他根据当时所收集到的史料，整理出历年供应京铜量、本省鼓铸自用量和历年外省采买量，以三者之和为官府收铜的数量，列出了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到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71年间的云南历年官铜数目。（注：参见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二表《云南全省铜产销量估计表》，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1—84页。）值得注意的是，韦庆远在研究清代的商办矿业时，对清宫档案进行了认真的查寻，找到了一份乾隆三十五年云南官员的奏折，详细开列了自乾隆元年到三十四年历年的办获铜斤数。韦认为较可信。（注：韦庆远：《清代前期的商办矿业及其资本主义萌芽》，载《档房论史文编》，第150—261页。）现在我们将之来对严的研究进行核校。从表1可以看出，严计算的数字和奏折中的办获铜斤数比较，年度间的差异较大，有的年份甚至差到了500多万斤，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收铜量的起伏要大于采买量的起伏，另一方面采买的高峰常常出现在收铜高峰期之后。但从三十年来看，严的数字较奏折所载数仅多1473万斤，按奏折数三十年间平均每年收铜977万斤，按严书所估每年收铜为1026万斤，平均每年相差不足50万斤，比例在5％左右。特别是乾隆五年到乾隆二十年15年间，较为稳定，严数较奏折数比官铜数仅多48万斤，平均每年误差不过3万斤。差别较大的，主要是乾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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