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　　　　1213　　　　　　1054　　　　 -159 

二十六年　　　　1171　　　　　　1109　　　　　-62 

二十七年　　　　1226　　　　　　1138　　　　　-88 

二十八年　　　　1277　　　　　　1079　　　　 -198 

二十九年　　　　1378　　　　　　1142　　　　 -236 

三十年　　　　　1188　　　　　　1125　　　　　-63 

三十一年　　　　 812　　　　　　1321　　　　　509 

三十二年　　　　 739　　　　　　1271　　　　　532 

三十三年　　　　 776　　　　　　1241　　　　　465 

三十四年　　　　 974　　　　　　1311　　　　　337 

合计　　　　　 29310　　　　　 30783　　　　 1473 

　　说明：奏折原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五年月折包中，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152页。严书数字引自原书表二。在制表过程中，对所引数据进行了四舍五入，保留到万斤。斤皆是清时官衡，未折算。 

　　但是，严著据此数字来对清代云南的铜产量做的估算却值得商榷。严认为，云南全省的铜矿产量，应是上述所收官铜数（含抽收矿税和收买余铜，以供京局、省局和外省采买），“还应加入私卖和准予自卖的那一部分”，严将这一部分估计为10％（注：参看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22页。）。这样，严估计的历年云南铜产量，即前述历年的官铜数除于90％。这一结论从严书出后，包括张煜荣、韦庆远在内，都基本采用了严的说法，无人对之提出质疑。应该说，严以官铜量来估算全部铜产量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十分之一的铜作为通商铜是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的政策，然私铜问题从有官买政策以来就一直存在，也并不因通商铜的存在而消失，严仅将通商和私铜估计为10％来说，大大偏低了。我认为这个估计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换一种方法，从铜业生产的成本入手，去讨论通商铜和私铜至少应占的份额，对解决这个问题更为有效。 

　　关系到矿民（投资者）收益的生产成本，主要是几个大的方面：劳动力成本A；税率B；矿的品位C；采炼中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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