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4期。）全汉N则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了清代云南铜矿业。（注：全汉N：《清代云南铜矿工业》，（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卷第1期，1974年。）在20世纪50—60年代，有多项研究涉及清代云南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注：可参看《云南矿冶史论文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65年编印。）近年来，潘向明就清代云南的矿业开发对边疆开发的作用也有论述。（注：潘向明：《清代云南的矿业开发》，载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3—363页。）上述成果主要集中在矿业史本身，有关矿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则无更具体的研究。
本文希望通过对清代1726年到1855年间滇东北地区铜业的发展和铜产量做一新的考校，在此基础上，具体评估铜业开发造成的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以对这一时期滇东北地区的环境变迁有一较明确的认识。
二、清代铜业的发展与铜产量
清朝入关后，陆续荡平各地的反抗势力，云南相继为南明永历帝和吴三桂占据成为反清基地，战争连绵。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清军进滇，云南境内的战乱平息。一方面，清王朝在云南留驻了大批绿营兵，需要军饷开支；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需要大量的货币以为市场交换之媒介。清王朝规定银一两兑换铜钱1000文，但由于铜币缺乏，当时实际市场上仅能兑780—800文（注：《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钱法》。），有时甚至更低。铜币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云南丰富的铜矿资源得到了开发。
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了著名的“筹滇十议疏”，其中一疏《筹滇理财疏》提到了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最主要的就是“广鼓铸”和“开矿藏”（注：蔡毓荣：《筹滇理财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广鼓铸就是多铸钱以收余息（即现代所谓的铸币税），开矿藏则一方面可以抽受矿税，另一方面可资以鼓铸。关于矿税，开始占产品的20％，后来逐步调低到10％，但加上所谓的归公、养廉、损耗等，一般占到15％左右，但各厂不一。这一税额，对于地方财政，是不可小觑的一笔收入。康熙四十五年，云南全省各种矿税收入总计达81428两，较康熙二十年时增加了20倍。（注：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一一，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页。）这其中主要是铜矿和银矿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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