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为其树碑立传，留名青史。然而，应该看到的是，那些自愿捐资的人们多少会受到被政府倡导的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这就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强调的道德基础是“仁”和“义”。“仁者爱人”，即以善之伦理道德，处理人际关系、社会事物。“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私利私欲行为，以达到仁的境界。在当时的中国，儒家、佛教、道教（也有一些佛教僧人、道教人士进行捐助活动），这些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的精神价值观，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使一部分官员、士绅、富商、宗教人士，比较忠于这种伦理观念，甚至达到了信仰的程度，以此为标准进行道德自律，把捐资、捐助看成是完善个人道德，达到“仁”、“义”最高精神境界的一种行为。因此，无论人们为了个人利益，投入资金的动机有多么不同，而他们捐助的结果是建设或修筑了路、河、桥、船、集市、货栈、铺房、旅店、航行标志、救生船等各种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无疑又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服务。所以在这里没有必要过多看重人们的动机，他们捐资、捐助的过程与结果应该比其目的更重要。个人捐资，是个人收入的转移，是个人从自己腰包里拿出一部分收入，进行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又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配置。这种普遍性的官民捐资、捐助情况，应该属于诺思提到的意识形态作用，它“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39】（P．48）可见，意识形态并非仅仅能起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它还有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徐建青．清前期的公共事业经费【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4)：118~132。
【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Z】，商务印书馆，光绪34年（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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