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武昌起义后，各省的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绅士们纷纷改变了他们的反对革命的态度，转而参加革命。他们看到革命的势头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特别是看到革命有可能由于下层群众发动起来而烧成真正的烈焰，因而觉得站在革命以外并不是聪明的事。可以说，他们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赞成革命，而倒是因为害怕革命的缘故，他们是为了较快地结束革命而参加革命的。

　　三、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面前不能不承认清朝政府已经是不能再加以利用的工具，他们实行“换马”的政策。他们甚至可以承认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只要统治权仍然掌握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某个代表人物的手里。因此，从革命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不能从帝国主义列强得到它所企望得到的“承认”，而当清朝政府把政权遗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宣布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时，列强立即给予了承认和大力支持。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促成了多年设想的革命，甚至好象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孤立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把最广大的农民组织到自己这一面来的缘故。他们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以及表示赞成革命的各种旧势力合作，但他们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合作关系，以致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丧失了领导地位。他们不得不向袁世凯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妥协，这种妥协使革命的胜利转成为失败。

　　这样，革命在形式上胜利了，但是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且资产阶级立宪派也没有取得政权。事实是，同买办阶级勾结在一起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用革命派本身的弱点，并利用立宪派来软化革命派，从而攫取革命的果实。中国的民主与独立问题都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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