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一九○三年，留日学生出的《游学译编》杂志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都是“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收拾”，其原因在于“无善言革命之教育”。这个作者认为，只有“中等社会”能够教育下层社会进行“有意识之破坏”，“有价值之破坏”，因此他说：“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一九○五年，陈天华在《民报》上写道：“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于中等社会主持其事”，这是说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这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陈天华不久后*，他留下的遗书中说：“今日唯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这些言论都表明，当时的革命派明确地认定，革命必须由“中等社会”来主持、领导，又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
“中等社会”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按杨笃生的解释，它包括“商”与“士”在内。“商”可以说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士”是指在那封建社会制度经受大动摇、大震荡的时候纷纷争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对“下等社会”这概念，上引《游学译编》中的解释是包括“秘密社会”、“劳动社会”和“军人社会”三者，在三者中又特别着重于“秘密社会”（即江湖上的会党组织），这种解释是有代表性的。
要革命，就会引发出“下等社会”的力量，这是资产阶级立宪派之所以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康有为论述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法国革命史论》）梁启超则从“研究”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而对“革命主义”感到无限恐惧。他说：革命“必赖多数人”，而“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梁启超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把“居民中最大多数”的“无恒业无学识之人”煽动起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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