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路权、矿权的爱国运动中，工商界人士很活跃，他们要求收回清朝政府出让给外国的矿山和铁路，主张设立商办公司，以自己的资本来开矿筑路。这个运动以爱国保乡、反对洋人势力为号召，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响应。一九○三年还发生了“拒法”（反对清朝企图向法国借款借兵来镇压广西的会党起义）、“拒俄”（抗议俄国拒绝撤退利用义和团事件进驻东北的军队）的运动。一九○五年又发生了抗议美国国内排华暴行，抵制美国货的运动。这些运动带有广泛的群众性，但和义和团不同，不以暴动的形式出现，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爱国运动。说这些爱国运动是引导到革命运动去的一个环节，并不只是从时间顺序上说的。事实上，这种爱国运动继续发展，直到一九一一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它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这些爱国运动都没有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参加这些运动，甚至在这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无宁说是企图维护清朝统治的，他们不愿意看到由于清朝统治的覆灭而造成剧烈的社会震荡。发起四川保路运动的绅士就曾陷于这样的矛盾中：他们既要求发动可能发动的群众以张声势，又竭力要把群众的行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客观事实的逻辑表明了，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就不能不同清朝统治者发生尖锐的对立。从爱国运动中不可能不诱导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九○○年事变（义和团、八国联军）和一九○一年的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发生了一个变化。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政论敏锐地反映了这个变化。他在一九○一年写的《灭国新法论》一文中指出，列强瓜分中国之说已经喊了十几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人们以为他们很可能就此实行瓜分，不料他们的论调反而一变而为“保全支那”。是什么缘故呢？梁启超说：“彼以为今日而行瓜分也，则陷吾国民于破釜沉舟之地，而益其独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箝制而镇抚之者将有所不及”，因此“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这是灭亡中国的新的办法。所谓“保全中国”实际上是“保全”清朝这个腐朽政权的统治，对这点梁启超也是懂得的。他说“苟使吾四万万人能自起而组织一政府，修其内治，充其实力，则白人将永不能染指于亚洲大陆”，这是列强所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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