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的前景，它们只愿意中国有一个“至愚至弱”的政府，利用它来间接统治中国。“使以列强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抗外敌，谓之为义士，为爱国，而镇抚之也无名。使用本国政府之力间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为抗政府，谓之为乱民，为叛逆，而讨伐之也有辞。故但以政府官吏为登场傀儡，而列强隐于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国之奴隶，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见奴于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
梁启超所讲的这些是合乎事实的。固然在一九○○年以前中国已经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清朝政府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但清朝政府毕竟还不甘心于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还发生了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而在一九○○年还虚伪地向外国“宣战”。到了一九○○年以后，帝国主义相约实行所谓“门户开放”、“保全中国”的政策，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危机暂时不存在了。逃亡到西安的清朝政府得到了列强的“宽恕”，重新回到北京，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工具。因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的斗争，就不能不表现为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
上引梁启超的话和一九○三年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所说现在的朝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是同样的意思。在一九○一到一九○二年梁启超的确也表现过赞成革命的倾向，但不久他又回过头去同他的老师康有为站在一起唱起反对革命的“保皇派”的调子来了。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有一条理由是革命将招致列强的干涉，使中国遭到瓜分的危险。为反驳这种论调，孙中山说：“今有满洲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民报》上汪东也说，难道不革命能救亡么？“外人所以乐存此旧政府，以其为桃梗土偶，便于窃盗。谓窃盗不足以亡中国，愚又甚于孩提之童也”。这些其实就是梁启超说过的话。以这样的论据来证明推翻清朝的革命的必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有说服力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者的确有许多是着重于揭露国内满汉民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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