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满洲族在*经济上的特权，从而宣传“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他们重新利用二百几十年前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一类材料来鼓动反满情绪。反满的老口号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活力。孙中山在一九○五年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这是说一九○○年前的情况。“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为什么一九○○年后会发生这种变化呢？试读一九○五年在北京火车站上向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投掷炸弹的吴樾的遗书，那里虽然强烈地表现传统的反满情绪，但也说：“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汤止沸，抱薪救火！”二百多年反满传统情绪之所以重新燃起炽烈的火焰，就是因为这时反满已经成为从帝国主义魔爪下救亡的口号。
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推翻为帝国主义维护的清朝政府，并且认为，革命应该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在实际上站到了同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上。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君主立宪派的同时，也反对义和团的斗争方法。对农民和城乡贫民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时，以焚烧外国教堂等低级形式表现的反帝斗争，他们称之为“自然的暴动”，“野蛮之排外”。他们或者说，要“就自然的暴动加以改良，使之进化”，成为“秩序的革命”；或者说，应当是“正当之抗外”而不应当是“野蛮之排外”。陈天华说，“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不好处”。他们企图扬弃低级形式的反帝斗争是有理由的，但是他们并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
青年革命家邹容在一九○三年所撰名著《革命军》中说：“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激，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国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他所提出的革命纲领中有一条是“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同盟会预拟在革命爆发时发表的《对外宣言》中也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这样的条款。但是，当时的革命派一般地都认为，他们不是“野蛮之排外”，而是文明的、有秩序的革命，是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所已经做过的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因而革命就不会遭列强的干预而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和赞助。他们为了使自己所进行的革命能够得到列强的同情，甚至预先规定，在革命胜利后将继续前政府与外国订立的一切条约，保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既得权益。他们似乎并不感觉到这样的预约同争取中国的独立之间的矛盾。总之，他们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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