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无求于交换，即有交换也无足轻重，所以商又次于工，为最下的末业。这个经济的现实也反映在从事不同生业的人的社会地位上。人分四等，除了为吏为师、在*上和思想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士而外，农最上，工次之，商最下。”124这是难以令人苟同的。在清代的法律中，士农工商都属于凡人等级，商人犯罪与士农工犯罪的处罚是同等的，并不是贱商。125并没有把人分四等，农最上，商最下的法律和实际事例。此外，对商人服饰的规定，也能说明不是贱商。顺治九年规定，“领催吏书通事耆老兵民商贾等，准用素缎素纱绫绸绢纺丝各色布，准带貂帽狐皮帽。”以后又定，“商贾有捐纳职衔者，冠带服饰各从其品，无职衔者与庶民同，不得僭越。”商人的服饰标准，比凡人等级以下的人高。“各衙门舆隶等役，及民间奴仆长随，不得滥用缎纱及各样细皮，违者治罪。”126
最后，再看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人认为：当时“社会上普遍贱商”。127但当时人说：“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严氏之先，则士商相杂，〔严〕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然吾为舜工计，宜专力于商，而戒子弟勿为士，盖今之世，士之贱也甚矣。”128这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写照：士中有人经商，商里也有士，而且农兼商更多，官僚则普遍经商。在社会上，经商并不是被人们看不起的职业。“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129根据许多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产生商帮的地方，那里人们的价值观念就不贱商。有的研究者指出：由于受到商业利润的导引，趋利心态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130可以说，东南各省、沿海地区的大部分人，至少是不反对经商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贱商，如：河南某些县的风俗就是“耻经商”，怕经商，甚至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河南仍有饿死不经商，把做生意看作邪门歪道，全村竟无一人愿意经商的现象。131但这种情况在当时显然已不是多数，因此“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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