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同样可以看到:一方面有旧式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反对,另一方面,同时又有买办和买办化商人的依附。
就从上面提到的三家外国油厂来看,它们在创办的时候,无一不企图利用中国买办和商人的力量。牛庄怡和洋行油厂除了有专门的买办为之奔走以外,还和一家经营油坊的著名广东商人有着多年的交情(Commercial Reports,1868年,牛庄,页6—7。)。汕头油厂也是如此,它的主持人和主要股东,就是怡和洋行的买办。牛庄太古洋行的油厂,同样是这样,它的老板在一八九三年开始筹办时,就想在本地中国人中间找一个名义上的老板,让中国人出面,以逃避中国法律的限制。而一八九六年创办以后,却传闻厂权为中国人所有(Beresford,页70。)。该厂有中国人的股份,看来是可以肯定的。
由此可见,同一豆石转运贸易,从事转运者和从事贸易者就不一样。同一豆油豆饼生产,和洋行没有联系的作坊老板同依附洋行的买办和商人也不一样。大豆业如此,其它各业亦莫不如此。
正由于此,当时间进入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生的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原有的工商行业和集团,在对待新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上,也自然而然地出现明显的差异。这就是下面要进一步分析的。
三、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现代企业投资的动向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十九世纪下半期,手中握有可以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金的人,不在少数。除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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