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存在于新式航运业中的情形，恰恰和上述的论断完全相反。

　　还有一种意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只能是“中国商人独立创办”的(参阅邵循正先生上引文。)。买办化商人，特别是洋行买办，他们原来依附外国资本势力，附股于外国洋行的企业，他们的活动代表着买办资本的活动。民族资本企业，“不可能依附洋行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中派生出来”(参阅邵循正先生上引文。)。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时期，买办或买办化商人投资于现代企业，一般说来，有两种情况：一是附股于外国洋行的企业，一是投资于非洋行的企业。

　　投资于非洋行的企业，也就是中国人自办的企业。如果仅仅由于创办者出身于洋行买办或买办化商人，就不承认它属于民族资本的范畴，这是讲不通的。因为第一代的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它的创始人不可能原来就有一个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家的出身，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至于买办附股外国洋行的企业，分润外国资本的剥削余羹，那当然意味着买办资本的积累，反映中国经济买办化的加深。但是，就在这里，也要同时看到另一面，看到它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关系。原因是，买办附股外国企业和买办聚资自办企业二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而往往有一个先后相承的过渡。上面提到的牛庄和汕头的三家油厂，就是具体的例证。

　　这三家油厂，应该说原来都在外国洋行支配之下，它们都可能有洋行买办或买办化商人的投资，而最后都转到中国人手里，又是不移的事实。因为牛庄怡和洋行的油厂，在成立五年之后，就出让给本地的一家商号(Commercial Report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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