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并不是所有拥有投资资金的人，都有相同的投资倾向。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谁的手中握有大量的货币财富，谁就能够而且必然创办或投资新式企业。

　　让我们在分析商人之前，先看一看官僚地主。

　　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财富的最大占有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以至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开始产生的三十年间，中经太平天国革命和革命失败的激烈*变动，一方面地主阶级受到沉重的打击，一方面却兴起了一批以投靠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起家的官僚地主。这个新兴的官僚地主阶层，比他们的上一代集中了更多的社会财富。其中直接屠杀起义农民的湘淮军大小将领和地方团练，则是他们的集中代表。在财富集中的程度上，七十年代新兴的官僚地主，至少不亚于通商口岸的商人。如果单凭货币财富的积累一个条件，这些地主之投资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也是不应该亚于商人的。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中国早期的三个大型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织布局，都是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势力笼罩之下产生的。这三个企业的开办资本，一共不过八十万两，如果全部由李鸿章出资，恐怕也只占他的财富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李鸿章自己入股的可靠记载。尽管李鸿章是以倡导洋务自命的大官僚，但真正要他自己投资，恐怕还觉得有失身份。当然，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当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经历了二十年的岁月以后，一些通过不同途径和洋务发生联系的官僚地主，逐渐热中于企业投资，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土地对官僚地主的吸引力仍然大大超过新式企业。湘系官僚聂缉□，淮系官僚杨宗濂兄弟，都是在九十年代初期以后投资棉纺织工业的佼佼者，但是，他们在投资工业的同时，仍然大量购置田产，增强自己的地主地位(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一九三一年版，各页，杨宗濂等：《侯太夫人行述》，不著年月，第一五——一六页；屠仁守：《屠光禄奏疏》，一九二二年版，第三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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